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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将加冕中国良心犯 牢底坐穿者再“失踪”（组图） -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代表刘晓波的一张空椅子之际， 中国大陆众多曾反复遭受牢狱之灾的民运人士再度失去自由。其中坐牢累计超过二十年的湖北民运人士秦永敏，被禁锢多天后，目前被切断与外界通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

我没有敌人

　　当“我爸是李刚”事件成为群情激愤的范本，当药家鑫“怕撞到农村人，特别难缠”成为人權平等的一抹乌云，越来越多公众事件的矛头直指“官二代”和“富二代”并直指特权阶层，我们的法治也面临着权力与财富的双重考验。

　　在公众事件中，当事双方社会背景力量不均衡往往更容易引发大众的关注。尤其当一方社会背景及其影响力可能影响到法律的审判时，我们更为关注强权背后的法律运作，藉此丈量着我们的法治进程。

　　我们承认在现实社会“富二代”与“官二代”有着相比较许多人更为优越的生活环境与教育环境，如果我们不轻视贫苦的出身，自然也不应当对他们的生活说三道四。但是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凌恃自身的优越性，表现出对法律制裁的蔑视和无情践踏时，我们必须要张扬起我们的利剑，来捍卫我们的生命。

　　从法律的角度来解释生命的平等我们对此毫无疑问。然而，这种思想是否深入人心，确确实实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个人在央视幡然悔悟般的痛哭流涕，在背后疯狂的叫嚣后以及其悲悯的姿态来对受害者道歉，良心的苏醒是否有点超出了民众的预期和接受水平？眼泪浇灌出强权与普通民众的鸿沟，人的生命的消逝却映照着权利的身影。

　　城管打人，保安打人，已经不成为新闻了，大家快习以为常了。为什么他们容易犯打人的毛病？其实他们都是文化不高，收入也比较低的人，他们多半处于社会的低层，为什么会欺侮别人？

　　这要从中國的社会结构来找问题。中國是一个分层的社会，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在学校里没教过，到了社会上受到的生活经验更加深了人与人不平等的观念。平时他们处于社会的低层，经常受特权人士的欺侮，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可是一旦他们自己有了一点特权，就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够耀武扬威，平时受的气现在有了出气的机会。所以他们凭着自身的这套制服自以为了不起，动不动就会打人。

　　再过一周就是双十二，即西安事变纪念日。1936年12月12日，由张学良和杨虎城控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中國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迫使他接受以一致抗日为名停止对共產黨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个事变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转折点。要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很难想象当时被国军围困在陕北一隅的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西安事变一直在中共官方历史上有重要地位，被说成是当时民心所向的标志。但是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一个重要史实：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新中國”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样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这些汉奸中最出名的是孙铭九。孙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国民政府软禁在南京，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企图以营救张学良为名义趁机从高级将领手中夺权的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为此他滥杀无辜，东北军主要将领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都死于他手。这场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为了个人野心闯下了这场弥天大祸后，就连共產黨当时也不好意思再收留他，于是孙铭九干脆投靠了汪精卫政权，担任驻河南的特派员，后来又跑到山东当了伪保安副司令。

　　集体腐败是由于上下庇护、买官卖官结成了权力网，权力网又形成利益链，由此形成利益集团和窝案；地方政府公司化、赢利化，成为公司型政府、赢利型政府，处处设卡，处处管制是造成湖南耒阳市最肥科级单位的根本原因。

　　缺乏獨立监督、獨立纪检监察、獨立审计，而靠权力部门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因此监督的效果必然不彰。矿征办5年违法，无人查处，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常常猫鼠一家，成为利益共同体，我认为必须追究监督者的责任。

　　为什么矿征办可以大肆收费？是由于预算外、制度外收费的存在，在法治国家，是没有预算外、制度外的资金的。应当将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预算之中。中國今年的财政收入达到8万亿，另外我国还有四五亿以上的收费，而现代法治国家是只能收税不能收费的，而且收税须经人民或人民的代表也就是议会的同意。我们国家也应当只征收税款，去除收费。

　　从经济学上看，腐败的盛行是由于腐败的成本远远低于腐败的收益，特别是我国对于腐败的查处率很低，集体腐败的查处率更低。以后要加大对集体腐败的查处力度，要修改刑法，目前大部分集体腐败现象都没有纳入刑法。

　　腐败是一种寻租现象，寻租源于政府的管制。哪里有管制，哪里就有寻租，哪里就有腐败。因此，减少管制是解决集体腐败、集体分赃的治本之策。